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其<<亦旧亦新的一代>>一书中写道：“‘五四’运动功过难定。白话文的推广易使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就此斩断。”对此立论，今人有认为是真知灼见者，有不以为然者，莫衷一是。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借任公语）。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也击挎了有史以来一直占正统地位的文言文。八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陶醉在‘五四运动’炫目的光环中！时值今日，我们是否应该对几乎是全盘性否定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沉静研论呢？

    新文化运动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并在“非此即彼”思维模式下极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因而产生了把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绝对对立的片面性。姑不论，南先生所说的“五四运动”功过是否难定。白话文的推广是否易使五千年文化的传统就此斩断。鉴于“五四运动”因一概拒斥儒家学说，而全面排挤了儒学内涵中的道德文化、人文精神的倾向，不才聊成此文，就儒学内涵中的“孝”道，略表一二。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再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是全已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像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其实，这恰恰违背了做为今日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上古学说应予“批判地继承”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１１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孝”，本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指子女对父母谨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抚养、送终等等，从动物学上说，实质上是一种“反哺”的行为。

    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孔家店大老板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孝道的人，《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在此，略引几句。

    《孝经》——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以上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

    在《论语.为政》里许多弟子向孔子问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游的发问，孔子说得极有道理。关于具体如何行孝，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很是精僻！

    孟子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色难”是指态度不容易做好。并不是有事子女来做，有好吃的拿给父母吃就尽了孝道。孔子再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而不应冷谈的一句“我来”、“吃吧”，这个态度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明代袁采有言：“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动天地，感鬼神”（《袁氏世范》卷一）。这是反过来的说法。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之忧。”“父母唯其之忧”这句话的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还是想想你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吧！”言外之意，谥于言表。还有一种解释为“为人子女者应尽量做到只有在自己生病时才会使父母忧愁，担心。”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它的一切不致于犯法，不出去惹事犯法，这才孝。

    是的，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以肯定的。

    对于今天来说，也适合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无可否认也因为这种孝道的外延，儒家的孝道是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需要出发，大力提倡和宣传孝道，孝行。自秦代后，“不孝”被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训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从正面来说，就是表彰孝子，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能青史留名。

    前面说过“孝”本不是儒家专利，而是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传统，所以在“罢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都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清代康熙也极力提倡孝道，以便利于三百万人能顺利统治四万万汉人。试想，人人在家做孝子，谁还愿去反清复明，去犯满人订下的法律？这会累及父母的啊。封建帝王们往往把提倡孝道，作为立身教民之本，建国治邦之基。也正因为如此，“五四”与“文革’那会儿把这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也扣在了孔孟头上。事实上，孔孟所提倡的“孝”道本身错了吗？绝对没有！孔孟两位圣人错了吗？也绝对没有！这好比某甲拿了剪刀，捅了乙几刀，这难道可以说制造剪刀的或发明剪刀的人捅了乙？或者我们怎能归罪于是剪刀不好，应该让它消失？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性的糟粕。比如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父为子纲“（指父亲对子女有绝对权威），于今已绝对不适合我们这个人人平等的发主社会。又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在信息便捷的今天，已可以不必理会这句话，这是因为当时联络多有不便，也是社会生产力限制下的说法。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已不足取，我们是提倡男女平等的。还有关于“三年之丧”这个问题，四科中十哲之一的宰我就此事曾与孔子讨论过，这位因为白天睡觉而被夫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的学生认为，为父母服丧三年时间过长了，一年就可以了。无论三年，还是一年，这显然是一种弊端较多的行孝方式，我们就无须效仿了。诸如以上孝说，到了今天，无疑均已过时，我们应以批判或毫不吝惜地抛弃。但是，有一要点，我们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古时的老百姓很少读正史和子书，经学著作，就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句在旧戏里，说书人口中出现率极为频繁的根本违仁而悖义邪说当作是孔孟思想。殊不知，孔子所说的忠一如他说的父慈子孝——是从相对角度切入的，“君使用权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孟子继承道统也如是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哪里谈得上君王对臣下有绝对的支配权？“君为臣纲”虽是董仲舒提倡，但第一个把“忠”解释为臣下对君王的绝对服从，本是以鼓吹帝王之术著名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也根本不是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着一个事例，大致是说：曾子犯了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老教训我，没累着您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的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这显然是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攻之击。